一、前言
地图，作为时空信息数学符号模型载体，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探索自然、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等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多元时空信息。跨越余年（公元3～19世纪）的中国古地图，属于世界古地图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以来，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年）、明代（年）、清代（年）、城市地图（年）），《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年），《中华舆图志》（年）等。～年，实施了中国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近代地图志编研》，重点研究了明代、清代和民国（～年）时期代表性地图，以“板块图志”模式分类梳理了世界、天文、疆域、政区、边防、航海、水利、交通、军事、城市、旅游与教育地图等发展轨迹和特色，同时采用“一图一志”模式解读了余种地图作品（有别于《中华舆图志》），重点探讨了中国古—近代地图发展脉络、技术特色及其现实意义。本文将针对遴选出的中国11件享誉世界的古—近代地图（单幅图或地图集），着重地分析评估其在科学、历史、外交、航海、疆域、军事、人文等方面的多元价值，同时首次探讨了具有重要价值的中西古地图定位技术特色、演变与融合发展历程。最后呼吁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加快中国古—近代地图遗产挖掘、价值评价与利用工作。
二、11件中国古—近地图价值分析
⒈3世纪西晋裴秀《地形方丈图》和《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地图科学
西晋司空裴秀，监管着国内户籍、土地、用地赋税等差事，十分重视发挥地图作用，针对汉朝留下的《天下大图》，组织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比较研究。裴秀发现了前朝地图错误较多，不能适应管理土地等职责所求，亲自领衔绘制了《地形方丈图》和《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地形方长图》以汉代“天下大图”为基础，依据“计里画方”方法，一分十里，一寸百里，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与纠正、补充、更新，整体变形较小，相对位置较为正确，从而满足了裴秀的职责所需。《禹贡地域图》实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地图集，上起《禹贡》下至西晋，古代九州、西晋十六州，以疆域政区为主，表示了州及其下属的郡、国、县、邑及它们间的界线，以及水陆交通路线、山脉、平原、海洋、河流、湖泊、沼泽等自然要素，特别标注了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地等。
裴秀在地图序言中指出：“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遇诞之言，不合事实，于意无取”。尽管批评旧图有些过分，然而，《晋书·裴秀传》收录的“制图之体有六焉”著名论述，后人称之为“制图六体”，继承了前人经验，纠正了旧图不足，首次发表了完整的科学地图学说，开创了中国古地图科学新时代，也成就了裴秀一生的最大贡献。相较于《禹贡地域图》，裴秀领衔完成的《地形方丈图》更能完整地传递出他的科学地图学说，可惜均未能找到遗图。中国历代地图史书一直传递着敬仰裴秀的地图学贡献，现代地图学家依然称颂裴秀是中国科学地图奠基人，英籍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誉称“裴秀为中国地图学之父”。
裴秀首次提出“制图之体有六焉”，并在制图实践中采用“计里画方”建立地图定位框架，采用“对景写实”绘画技术完成地图绘制任务，从而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地图科学的三大技术特征，获得了长达余年持续改进和应用。唐、宋地图已经传至海外，更多的元、明地图至今依然保存在多个国家藏图机构或私人收藏室。“制图六体”的价值评论已经很多，“对景写实”源自山水画师绘画技艺，唯有“记里画方”内涵及其重要价值很有必要深入解读，其实质在于如何理解“记里画方”与“制图六体”之间关系。裴秀解释“制图之体有六焉”时着重指出“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其中“彼此之实”指制图要素间实际关系，“定于准望”导出了“准望”的丰富内涵和重要地位，及其在展示要素间关系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不应简单地理解“准望”即“方向”。著名地图学家辛德勇教授提出“准望”即为“地理坐标”，李约瑟博士解释“准望”为“画矩形网格”。总之，“记里画方”既是实践“制图六体”的最佳技术途径，也是建立古地图数学基础的一种技术方法。“记里画方”的多元价值可概括如下：
⑴采用简单工具就能精确地绘制地图画方，建立起局部区域平面坐标系统，提供了定位、比率、量距、测向、计算面积，以及不同画方地图之间内容转换等实用功能；
⑵“记里画方”地图周边标注文字和数字，这种实用性方法一直延续至今日地形图上保留的公里网。相较于公元2世纪托勒密采用网格法与几何算法相结合而获取的经纬度，确实具有异曲同工之美；
⑶公元3世纪或者可追溯到三国与秦汉地图，中国已经确立了以北斗星为定向标准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图定向准则。相较于13世纪欧洲世界地图——埃布斯托夫地图，亚洲在上方、非洲在右下侧，欧洲在左下侧的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地图定向，显示了中国地图学家的地图定向准则领先欧洲10个世纪以上；
⑷最初采用的“方形画方”具有类似“等距离圆柱投影”下的经纬线平面表象，随着纬度增高变形会增大；如需减小变形，可采用适当的几何方法改变为“梯形画方”，等同于圆锥投影下的经纬线平面表象；在两极或局部区域，可采用“圆形画方”，等同于建立了方位投影下的经纬线平面表象。
⒉8世纪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计里画方”地图扩展到亚洲
唐代贾耽（公元～年）开创了中国域外地图先例，领先完成世界上最早大型亚洲图——《海内华夷图》。图面约近10方丈，比裴秀《地形方丈图》约大10倍，虽然域外轮廓简略，补充以域外国家文字描述。贾耽完成这幅双色大型地图前后渡过了艰难的17年，充分展示了贾耽亲自考察获得的国内调查资料，还使用了及至唐代的“一带一路”活动所获得的域外资料。
贾耽的地图重新点燃了已经冷落5个世纪的“制图六体”学说，还创新采用了“古墨今朱”双色标注古、今地名，这种方法一直被后代沿袭到清末。今天能够看到《海内华夷图》所展示的国内外地理面貌，应归功于宋代石刻《华夷图》（年）和《禹迹图》（年），现藏于西安碑林。宋代石刻图以唐代《海内华夷图》为蓝本，石刻时进行了简化与更新补充。
石刻《华夷图》（图1）刻绘了中国境内的详细山脉、河流、湖泊、长城及各州、府位置名称，政区与宋朝行政建制相符。域外简略，以文字刻录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名称，例如安息、波斯、大食、大秦国和条支国等。石刻《禹迹图》上有画方，每方折地百里，横方52，竖方73，总共方。此外，石刻图上特地刻有“域外国家轮廓来源于贾耽《海内华夷图》”，从而佐证了中国唐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掌握了较高的测绘技能。李约瑟称赞此图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图1西安碑林石刻《华夷图》拓图
石刻地图具有长久保存价值，可随需拓印、携带与使用，现已成为国外藏图机构最早保存的中国地图珍品。从年的《维斯康缇世界地图》，以及年的《卡特兰·艾斯卡斯世界地图》上，均保留的非洲南端图形的相同错误指向，可以佐证宋代石刻《华夷图》复制品已经流传西方并被利用。
⒊12世纪宋代黄裳《天文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原图
继公元8世纪采用类似墨卡托投影方法，完成了标绘多颗星的《敦煌星图》，北宋黄裳于公元年采用圆形法绘制《天文图》，成为《苏州石刻天文图》原图，展示了北宋元丰年间（～年）观测到的余颗星体位置。上述两种天文星图首次展示了将三维空间星体位置采用投影方式展示到平面上，誉称首创科学天文星图，属于中国古地图大家庭中的佼佼者，为地图人示范了空间信息转换至平面上的投影方法。黄裳《天文图》附有详细的天文学说明，反映了及至宋代的中国古天文学的巨大成就。同时期的西方只观测到颗星体位置，更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星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图2）受到国内外学者广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