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战争”（~年）让北美殖民地的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对法国人的胜利，更是吊起了他们的胃口。殖民地变成“白眼狼”，是因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在拥有自身的大块利益后，北美新移民们对与母国“同舟共济”，越来越缺乏兴趣。 既然独立建国前景诱人，那还继续跟英国混在一起干什么呢？不如自儿个弄个新国家来玩玩吧。
地方精英胃口大
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开始盘算：“按照最精确的计算，一个世纪后我们的人民在数量上将超过英格兰本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整个欧洲的联合部队也打败不了我们。” 全能奇才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在进行新的权衡，殖民地作为英帝国的成员不再有什么好处了，“和它分离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遭受痛苦，但这些是她可以摆脱的暂时的不幸”。 未来的美国第一位财神爷（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是跃跃欲试，他在年预言：“在50年或60年后，美国将不再需要大不列颠的保护，那时她将能在国内和国外保护自己。她将拥有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可以提供和装备一支强大的海军……那时的力量对比将开始转向有利于她的一边，而今后承担贡献的责任则在大不列颠一边。” 众所周知，汉密尔顿等人的勃勃野心，最终成为了现实。 两百多年前，英帝国在北美殖民地治理上的失败，说明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制度设计与实际推进，往往众口难调，想熬出一锅大家都爱喝的“政治粥”，没那么容易。而其要害，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反叛和分裂在所难免。 当年的英国，显然没有做好功课，至少在处理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上是如此。“七年战争”期间，殖民地民众与英军一起出生入死，为打败法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殖民地新移民，尤其是精英分子们，还曾以身为英国人为荣。然而，尚无很多现代政治经验的英帝国，对如何拉拢、吸收新兴阶层进入帝国政治治理体系，没有什么明确意识，更谈不上有所作为。 “头号反叛者”乔治·华盛顿，就曾为自己不能享受与英国本土军官同样的晋升待遇而耿耿于怀，盖因当时英帝国规定：英王及北美总司令委任的任何一位军官，地位在各殖民地总督委任的全体军官之上；殖民地地方部队的将、校级军官与英王委任的同级军官共同服役时，前者军衔将被取消；王室部队的任何一位军官，地位都高于任职多年的殖民地军官。 这种公开贬低殖民地民众智慧和尊严的行径，怎能不让华盛顿等精英心生寒意呢？与其累死累活都只能做“二等公民”，不如另立山头昂首做自己的主人。
北美独立“谁之罪”？
在政治现代化进程途中，十八世纪英帝国所要面对和处理的，不光是北美新移民精英新阶层的接纳融合问题，还有帝国内部新旧政治意识与政治阶层的冲突问题。外有外乱、内有内讧，庞大的英帝国穷于应付，最终无力掌控北美殖民地，不得不在战事失败后接受其独立的现实，也是出于无奈。
美国独立的实现，还说明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转型社会中，新兴主流阶层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其中关键，又在于这一阶层有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理想诉求。 美国独立一百多年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年）在描述当时的德国社会时，就曾批评说，德国民族已形成“政治市侩”，只图眼前小利而不考虑未来大计，到处流行的乃是“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这不是一个“政治民族”所应有的表现。19世纪后期德国几乎与美国同时崛起，但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遭遇失败，失去成为政治大国的机会，这与主流社会阶层缺乏政治远见，反而让希特勒等极端狂热分子伺机掌权，应该说关系极大。 独立战争前夕的美国，是另一番景象。在认清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后，殖民地新兴社会阶层迅速政治化，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并致力于设计北美的新蓝图。他们在北美的民意基础及号召力如此强大，推动殖民地脱离英国，乃是势所必然。 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国政经两界影响极大的“达人”们，如埃德蒙·柏克（出生在爱尔兰的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亚当·斯密等，都认为：如果英国在“七年战争”后采取较为宽松的帝国管理政策，美国独立可能会一拖再拖，也许会拖上几十年。 他们的看法，可能是对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美利坚合众国在北美出现，已不是英帝国的某几项政策所能阻挡。这锅各方合力煮熟的“政治粥”，再不合胃口，也得硬着头皮往肚里咽了。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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